金融危机救助对策考：煤老板与江南皮革厂
文 | 陈述，央行观察专栏作家
今年是金融危机十周年。纪念这事的文章挺多，既有高大上的理论探讨，也有接地气的回忆文章。
金融危机后的十年，是国际国内形势更加复杂的十年，当时看，中国在危机中似乎独善其身，现在看，我们如今面临的很多问题，当年都埋下了伏笔。
好了，问你一个问题，这十年来，你认为谁是中国经济界经历最为波折的人？
马爸爸？NO，NO，NO。
我们所谓波折，就是起起落落，马爸爸，不管你说的是哪个马，人家都是起起落落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好吧。
这十年来，中国实业界经历最为波折的，不过两人，煤矿与江南皮革厂的老板。
他们看似两人，背后却反衬了一个时代的余晖。
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江南皮革厂的黄鹤现在成为街头假冒箱包带货大王，那绝对是个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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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轮回转，时至今日，煤老板的好日子似乎又回来了，皮革厂的老板们生产线也更加忙碌，但风光之下，似有又与以往不同。
花相似，人相同，但那桃花笑的春风，却不再在依旧。
十年，足够改变很多，甚至是时代的更迭。
这十年，煤老板们、江南皮革厂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回顾曾经走过的路，踩过的坑，既是对时代的纪念，更是对未来的镜鉴。
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榆林与温州，一个是煤老板们的家乡，一个是民营企业家的家乡。这两座城市，一南一北，距离很远，却在金融危机中受到了相似的冲击，爆发了区域性的经济与金融风险，两地在危机中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如今来看，造成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温州重回增长轨道，榆林似乎仍在为过去买单。
为何如此，且听我一一道来。
◆ ◆ ◆
一、危机到来，狂澜欲倒
话说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不断融入世界分工，经济增长节节攀升，GDP从2000年的10万亿快速增加到2007年的27万亿，彼时可谓中国经济的黄金年代。
大势之下，温州作为开放型经济的龙头，榆林作为资源型经济的代表，在这一轮经济增长中显得更加光彩夺目。
图1：2000年-2017年全国、温州、榆林经济增速
正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一时间风声鹤唳。中国经济开始减速，先知秋意的温州减速更为明显，榆林由于处于产业链上游，好日子延续到了年底。
2009年上半年成为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最为困难的一段时间，经济增速创下当时新低。
温州外贸进出口总值增速从2008年3月最高的48%骤降至2009年2月最低的-41.6%；煤炭（秦皇岛港5800Q动力煤）价格从2008年最高的超过1000元每吨近乎腰斩至2009年上半年的600元每吨，温州、榆林遭受了无差别打击。
2009年下半年，中国政府果断出手，挽狂澜于即倒。
2010年经济反弹。
现在看来，2010年起，中国经济原有的发展模式日薄西山，中国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自那时起已拉开帷幕。
但是，转轨总是痛苦的。
新世纪以来积累的民间资金开始不安分的流动。
◆ ◆ ◆
二、资金无序流动，兴风又作浪
从榆林看，煤炭价格上涨带来了经济的繁荣，民间资本总量不断增加，日益增多的资金除了继续用于煤炭生产以外，开始出现向房地产以及民间借贷领域的流动。2009年至2012年间，榆林房地产销售额和销售面积快速增长，住户存款增速低于全部存款增速，大量资金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固定资产投资中自筹资金的比重提升了24.4个百分点。有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榆林民间资金高峰时达到700亿元。
大量资金当然不会仅仅局限在榆林一地，省城西安也成为热钱所向。那时流行这样的段子：
一个榆林人要去西安办事。
另一个榆林老乡说，托你在西安买点东西。
买啥哩？
买两套房。
当时去西安的商场，如果能露出一点陕北口音，会得到超乎寻常的热情接待。
图2：2009年-2012年榆林民间资金流向
榆林的民间资金与温州比起来，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
温州市统计局一份2009年的资料显示，当时温州的社会资金总计有7390亿元。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数据也显示，2009年温州民间流动资金高达8000亿元。
在国际金融危机肆虐的2009、2010两年，温州外向型经济形势严峻，订单减少，经营困难，巨量民间资金亟待寻找出路。
温州炒房团成为当时温州民间资金在全国寻找投资机会的最典型代表。
一个典型的温州炒房者绝对不会全款买房，通过民间借贷、银行信贷加足杠杆，为的就是高额利润。
数据显示，2009年上半年温州市新增贷款710亿，已远超当年全年500亿目标，但同期温州经济增长仅有4.5%，工业增加值负增长，大量贷款去向成疑。
那些年，煤老板们加足马力挖掘黑金，买房、买矿、买艺术品拍电影，温州老板们关了厂子，抵押了房子，借了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全国出击 “多吉”（投资、投机温州话都是如此发音），他们似乎都有光明的未来。
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下，釜底的薪火却不再旺盛。
因为，银根开始收紧。
2010年、2011年两年间，人民银行12次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累计上调5.5个百分点，五次上调贷款基准利率，累计上调125个基点，金融机构贷款加权利率累计上升210个基点。
图3：2010至2011年存准率及利率变化
资金成本的上升拉爆了深埋于繁荣之下的地雷。
2011年4月起，温州老板跑路的消息不断见诸报端。
温州龙湾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先生便是首批跑路老板。
《中国青年报》2011年的一篇报道显示，温州当地论坛罗列了一份 “温州大老板大逃亡名单”，点出超过30位跑路老板，此外，在跑路 “重灾区” 的温州龙湾永强，仅2011年8月份就发生了20多起老板 “跑路”。
2011年9月20日，温州 “眼镜大王” —浙江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出走，将温州老板跑路事件推向顶峰，并形成了羊群效应，9 月22 日一天温州就有9 个老板跑路。
正如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一样，煤老板们的好日子又多持续了一年，2012年，在资金成本上升以及煤炭价格下跌的双重压力下，榆林民间借贷风险爆发。
2012年4月开始，榆林先后出现神木县金店老板张孝昌卷款数10 亿元跑路、府谷县多家小额贷款公司陷入债务危机的事件，民间借贷的多米诺骨牌轰然倒塌。
这些跑路的老板们，无一不是深度介入民间借贷，这些高息融来的资金，部分用于维系生产或购买煤矿，部分用于资金炒作，甚至直接用于赌博、挥霍，在资金成本较低、资源价格较高的情况下尚可维持，但一旦流动性收紧、资源价格下跌，甚至只要借贷成本上升，游走于刀锋的老板们即刻陷入深渊。
这与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何其相似。
流动性正如江水，老板们凭借大量资金作浪兴风，但当水位下降，任你再大的船，都逃不过搁浅的命运。
民间借贷危机逐步向银行系统传播，得益于资金炒作的两地房地产市场也风光不再，进而影响至实体经济。
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从2011年底起逐步攀升，2014年最高达到4.5%以上，2011年9月至2012年11月间，温州房价累计下跌20%，温州2012年GDP 增长仅6.7%，2012年工业总产值负增长1.4%。 榆林市不良贷款率自2013年起快速增加，部分地方法人机构不良率超过20%，榆林神木县、榆阳区房价从最高的接近2万元一路走低直至腰斩，弃房断供事件不断出现，2014年榆林市GDP名义增长接近为0。
图4：2012至2014年温州不良贷款率
◆ ◆ ◆
三、覆舟在即，良策何存？
疾风方知劲草。
区域危机爆发之下，如何应对风险和化解危机成为衡量地方政府能力的试金石。
两地政府应对到底如何？
《政府工作报告》是地方政府工作最集中、最权威体现。我们以两地《政府工作报告》为蓝本，去探求两地在危机爆发后采取了那些举措。
笔者汇总收集了温州、榆林两市2012年～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与金融有关的内容，并进行了词频分析。
两地政府工作报告的热词重叠较多，金融、融资、银行、贷款、企业均是多次提及的，似乎两地对金融工作的认知和措施差异不大，但我们仔细分析，却发现另有一番图景。下表是两地政府工作报告中金融部分的一些热词。
表1：温州、榆林金融工作出现频度较高的词
数据来源：两地政府工作报告
从频度上看，温州对金融工作的提及程度高于榆林。
在具体的表述中，温州的用词也比榆林更加丰富，如果我们认同言为心声这个观点的话，温州对金融的认知程度明显高于榆林。从频率最高的几个词看，温州对 “改革” 一词尤为重视。
词语的真正含义还是要回到具体的语境中。我们汇总了两地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已经开展的金融工作的表述。详见下表：
表2：榆林、温州历年金融工作开展情况
如果稍微耐心一点把上面表格中的内容看完，你会发现，面对同样的金融困境，两地采取的措施，或者说对金融工作的认知存在很大的不同。
温州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措施，并且毫不掩饰的直言开展风险应对工作，一方面加强银企对接，保持信贷投放，同时主动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题，设立应急转贷基金，以改革的方式破解民间资本困境，另一方面，坚持化解区域金融风险，民间借贷与银行信贷一并推进，推动银行核销不良贷款，处置不良资产。
榆林采取的措施相对保守，加大信贷投放方面，只有银企对接一项举措，化解区域金融风险方面，更多强调打击非法集资，处置民间借贷纠纷，对银行贷款的风险处置滞后且不力。
这种对金融的认知的差异在银行、贷款、不良三个词汇的使用上表现最为明显。
“银行” 一词的使用上，榆林多出现在具体的银行名称上，以及与贷款连用，表达加大信贷投放的意愿；温州则较少将银行与具体的机构联结，提及银行用的最多的是 “银行不良贷款”，表明温州对银行业机构资产质量的关注。
“贷款” 一词的使用上，小额贷款公司是两地都较多采用的提法，同时榆林更加强调 “落实贷款”，温州较多的使用 “贷款余额” 体现工作成果，“不良贷款” 是最多的组合用法。
“不良” 一词的分布更加有趣。
“不良贷款” 一词在温州近年的工作报告中每年都有体现，总体分布较为均匀，同时鲜明的展示了温州积极处置不良贷款，且不良贷款率逐步下降的趋势。而在榆林，“不良” 一词只有在2017年和2018年才出现，这种状况可能的解释有两种，一是榆林始终不能正视不良贷款的存在，直至2017年才开始重视银行系统的风险防范；二是榆林认为银行不良贷款并非金融风险的重点所在，对不良贷款的化解和处置较为迟缓。
总体而言，对比两地在区域经济金融风险处置的工作，温州采取了更为积极有效的措施，维护金融债权，规范民间借贷，大力支持实业度过难关。榆林则对风险认识不够，支持实体经济措施较少，一定程度上还将化解民间借贷危机等同处置金融风险，对金融正当权益维护较为迟缓。
一句话，温州靠 “救” 度过危机，处置风险；榆林则主要靠 “熬”，熬到煤炭价格回升的，则活下来，没熬过去，唯有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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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风险过后，大家现在怎么样了
不同的举措，得到了不同的结果。
下图是2011年至2018年温州、榆林两地GDP增速与贷款增速情况。
图7：2011年至今温州、榆林经济、金融增速
温州经济2013年起即逐步实现平稳增长，贷款投放则在2105年开始走出谷底，到2108年，信贷投放增速开始高于经济增长；榆林经济自2011年起即处于下降通道，受益于2015年起的煤炭价格再次上涨，榆林经济增速回升，但信贷投放始终不得力，目前仍处于下降通道，2018年6月末增速仅为-3%。
从金融机构不良率看，两地《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温州2017年银行贷款不良率降至1.92%，2018年银行贷款不良率力争控制在1.8%以内；榆林2017年银行不良贷款率下降1.92个百分点，2018年确保银行不良贷款率下降到4％以内。
回到文首的那句话，两地在危机中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如今来看，造成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温州重回增长轨道，榆林似乎仍在为过去买单。
如果认真回顾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温州和榆林是少数实质上经历了区域经济金融波动的地方，这为我们提供了较好的观察窗口，更为难得的是，温州和榆林在危机的处置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引致了不同的结果，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更为复杂和严峻的态势，经济金融运行中的一些风险点不断暴露，债务违约、银行不良贷款上升为实体经济及金融系统带来了更大的压力，这种情形下，榆林与温州的经验教训必然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启发：
一是应高度关注外部冲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温州、榆林在此轮风险爆发中均首先受到外部冲击，冲击的因素虽然不同，但产生的影响类似。但换一个角度，导致两地经济波动的外贸因素以及资源价格因素，都曾是两地经济发展的最大助力。助力因素与冲击因素其实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现形式。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应加强对经济发展动力的研究和监测，尽可能规避发展动力转换带来的负面影响。
当前，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有所回潮，必然会对我国外贸进出口造成不利影响，一方面应稳妥应对，另一方面，则应坚定不移扩大开放，以开放应对封闭，以改革应对逆流。
二是资金的无序流动是发生风险的重要征兆。资本的逐利性导致其具有较高的流动性。资金的无序流动一方面加大了经济的波动，另一方面某一产业或区域短时涌入大量资金，带来非理性的繁荣，资本获取利润的同时往往将负面影响抛给了广大的基层从业者，成为社会治理的不稳定因素。
三是高杠杆模式下，流动性是最需要关注的风险点。温州、榆林区域风险的爆发，导火索是流动性收紧，融资成本上升，拉断了高杠杆模式下脆弱的现金流链条。今年以来，一些企业不断出现债务违约，高杠杆模式下的流动性风险是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以股权质押方式融资的企业，在股票市场下行的情况下，当需要增加质押物或保证金时，股权押无可押与可用现金枯竭造成双杀，引发了强制平仓与股票价格下降的恶性循环。
四是政府部门及时有效化解风险对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温州、榆林两地在面临区域经济金融风险过程中，所采取的不同应对措施，以及这些应对措施产生的不同后果，一方面表明政府作为有形的手，当市场出现失灵时，应该果断施策，发挥政策托底功能，稳定市场预期，强化主体信心，而不应坐看市场自我出清和自我恢复；另一方面也表明，一些政府部门对经济金融规律的认知，把握和运用现代金融、防范处置风险的能力还有待深化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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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techEco研究院联席院长：由曦
畅销书作家，著作《蚂蚁金服：科技金融独角兽的崛起》（中信出版社）,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金融互联网分会暨中国网络金融联盟专家
FintechEco研究院联席院长：付学军
畅销书作家，著作《教你炒股票之缠论新解》（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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